王南湜:《资本论》物象化论解读的贡献与缺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5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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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  

   内容提要:广松涉对《资本论》的物象化论解读是颇具独创性的,他对《资本论》的解读涉及经济学内容,即价值形式论、价值实体论和商品拜物教论,但更主要的是从哲学层面,特别是从哲学方法论层面说明马克思是如何“从认识上同时批判了对象和主体”的。广松涉的物象化论超越了卢卡奇对《资本论》的物化论或异化论阐释,但仍然与卢卡奇的解读一样存在着严重缺失,即忽视了《资本论》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进行的科学批判这一根本主旨,未能从理论范式上提出改变世界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欲改变的世界这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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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颇具独创性,在马克思思想阐释史上开显出了一个新的视界;以之阐释《资本论》,亦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超越了以往诸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这一阐释路径亦有其盲点,它虽然堪称完美地解释了作为哲学层面批判的商品拜物教论,但却像它所欲超越的物化论阐释一样,忽略了一个对于马克思来说更为根本的科学层面的批判。因而对广松涉《资本论》物象化论阐释恰如其分地评价,当是当下我们推进《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一、卢卡奇物化论或异化论解读的意义与问题

  

   广松涉的物象化论所欲超越的是被归结为主客体模式的卢卡奇的物化论或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①[1](P67)。关于马克思,广松涉认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资本论》,其思想发生了从异化论到物象化论的跃迁,物象化论正是马克思对于自己青年时代异化论的超越;而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阐释却滞留于异化论时代,其结果便是严重的倒退,须予以批判与克服。因此,尽管广松涉在对《资本论》解读的具体论述中很少涉及卢卡奇,但在方法论上却是直接针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对马克思哲学物化论或异化论的阐释。因而,欲理解广松涉之物象化论阐释在理论上的进展,便不能不从卢卡奇的物化论或异化论开始。

   尽管卢卡奇的物化论被认为本质上类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论,但其《历史与阶级意识》却也是基于《资本论》中的商品论分析,特别是商品拜物教理论立论的。卢卡奇此举乃是针对第二国际以来对历史唯物论之机械决定论的解读,而为无产阶级的可能的能动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他所面对的现实状况是按照传统的历史决定论阐释,革命应该首先发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实际上却是落后的俄国率先成功地举行了革命。对此,葛兰西甚至称之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就成了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面前的亟须解决的难题。卢卡奇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与当时的其他理论家相比,凭借自己深厚的哲学功底,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系统的理论建构。

   面对西欧与俄国革命之反差,卢卡奇的解读是无产阶级意识之缺乏,而缺乏之原因在于商品生产作为物化过程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支配作用。关于这一点,卢卡奇自认为是循着马克思的理路而进行的:“马克思描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并揭示其基本性质的两部伟大成熟著作,都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决非偶然。因为在人类的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2](P148)卢卡奇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对象性形式”,二是“作为与之相适应的主观态度的商品拜物教性质中产生出来的那些基本问题”[2](P149)。

   关于“对象性形式”方面,卢卡奇首先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段论述:“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3](P89-90)同时,卢卡奇也对此做了发挥:“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P152-153)而“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在客观方面,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在这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则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2](P153)。至此,这些阐释大致上仍是在马克思思想的范围内。

   但是,接下来,卢卡奇却并未止于只是阐释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做了自己颇为独特的发挥,并由此而将理论的进路引向了全然不同的方向:“在这里只要确定,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黑体为引者所加),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在这种合理化中,而且也由于这种合理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合理计算的基础,最初是作为仅仅从经验上可把握的、平均的劳动时间,后来是由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和合理化越来越加强而作为可以按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它以现成的和独立的客观性同工人相对立),都被提出来了。”[2](P154)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加了黑体的那句话:“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以及卢卡奇接下来进一步强调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起作用的原则: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2](P155)不难看出,卢卡奇的这一发挥意味着,通过将社会抽象归结为可计算性,而将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物化的理论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或者说,用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补充”了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至少可以说,将两者作了某种“拼接”。

   卢卡奇这里所做的将马克思与韦伯的“拼接”,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能够为之找到逻辑通路,即可从社会关系的物化现象经由竞争压力引导出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趋势,但他将商品价值形成的社会抽象直接归结为或等同为可计算性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合理化原则,却并无依据。从学理上看,便纯属“非法”之举。这当中的根本缘由在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抽象是人们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无意识地产生的结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而且,“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3](P92-93)。显而易见,这种试图从商品交换过程中所隐藏的无意识的社会抽象中直接计算价值量的想法,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不具有任何现实性②。

   然而,卢卡奇这一非法“拼接”虽然在学理上不能兼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原理,但却通过这一思想短路而搭上了韦伯的合理化这一顺道便车,使之能够即时进入《历史与阶级意识》之主题,借助合理化理论而展开其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分析。关于物化现象,卢卡奇做了简单的分析,那就是他所指出的,基于可计算性原则的合理化原则所带来的最为根本性变化乃是:“劳动过程的可计算性要求破坏产品本身的有机的、不合理的、始终由质所决定的统一。在对所有应达到的结果作越来越精确的预先计算这种意义上,只有通过把任何一个整体最准确地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研究它们生产的特殊局部规律,合理化才是可以达到的。因此,它必须同根据传统劳动经验对整个产品进行有机生产的方式决裂:没有专门化,合理化是不可思议的。”[2](P155)基于这种合理化的分割,整个社会便必须与之适应,不仅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企业家必须适应,而且整个法律、国家、管理形式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即做出如在企业中那样的“合理的和非人性的类似分工”,甚至在以往历史中被视为神圣的婚姻,也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变成了商品交易关系[2](P155-170)。

   就《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题而言,客观的物化现象的分析并非其重点,而只是为主观的物化意识分析提供一个前提。卢卡奇的思路是,基于商品生产物化现象的普遍化,人们的主观世界不可避免地也会陷入其中,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物化意识。“世界的这种表面上彻底的合理化,渗进了人的肉体和心灵的最深处,在它自己的合理性具有形式特性时达到了自己的极限。这就是说,生活的各个孤立方面的合理化,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上的——规律,虽然直接地和表面看来归入一个有普遍‘规律’的统一系统,但是,看不到这些规律的内容所依据的具体方面,就会使这种规律系统实际上显得缺乏联系,使局部系统的相互联系显得是偶然的,使这些局部系统相互之间表现出——比较——大的独立性。”[2](P170)这就是现代科学的存在状况:“陷入这种直接性之中的科学,把现实的总体分割成了一些部分,由于工作的专门化而看不到整体了……现代科学越发展,它在方法论上对自己本身的认识越清楚,它就越坚决地抛开自己领域的各种存在问题,它就越坚决地不得不把这些问题从由它可以理解的领域里排除出去。它越发展,越科学,就越多地变成一种具有局部特殊规律的形式上的封闭系统,对于这种系统来说,处于这个领域本身以外的世界以及甚至首先同这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由这个领域加以认识的物质,即这个领域自身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在方法论上和原则上被看作是无法把握的。”[2](P174-175)这就造成了物化意识之根本性问题:形式与内容的不相干或二律背反,并在康德的二律背反学说中体现了出来。由此,卢卡奇将康德哲学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之典范表达,并把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看作是从思想上把握和克服二律背反之物化意识的努力。当然,这些努力,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推进了对问题的理解,但最终并未成功,而只有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马克思的革命性思想却又被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给遮蔽了,于是,人们又重新陷于物化意识之中,而看不到无产阶级自身乃是历史的主客体,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看不到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这样,卢卡奇也就借助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分析,而对西欧发达国家缺乏革命的无产阶级意识给出了一个说明,并进而论证了无产阶级意识之自觉的客观可能性。这一论证理路启发了诸多后来者,开启了有别于第二国际决定论体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思潮。毫无疑问,这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范式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

不难看出,卢卡奇之主要意图在于主观方面的分析,也就是要通过物化意识或拜物教问题来说明无产阶级意识之缺乏和克服之道,而对客观的物化现象,只是简单地借用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并未进行深入分析。且不说卢卡奇是否证成了无产阶级意识,这里更为基本的问题是,卢卡奇并未对价值的社会抽象进行深入分析,只是引用了马克思几处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便匆匆将分析引向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分析,这当中又夹杂着马克思早年关于分工所导致的人的抽象化、片面化论述以及《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机器的应用所导致的工人对于机器的从属性等问题的论述,因而,这便给人造成了一种价值的社会抽象或社会关系的物化等同于合理化、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的印象。这样一来,也就将《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价值的社会抽象、社会关系的物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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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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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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