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佳:“算账”书写:“翻身”的性别政治

——从赵树理《传家宝》看革命的性别与阶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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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佳  

   内容提要:赵树理在其小说《传家宝》中通过“算账”书写,生动地呈现了妇女解放如何在“劳动”的神圣化层面与革命理念和实践相契合,并由“算账”达成了“说理”,同时在公、私两个层面论述: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领域以及获得土地所有权,正是超越现代个人主义和启蒙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模式(即要么在家庭中受压制,要么走出家庭)的第三条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该作品的再解读对现实有重要的指涉意义。

   关 键 词:赵树理  算账  妇女解放  劳动  公私

  

   在谈到改革开放后“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与实践资源再度引入”中国时,戴锦华曾深刻地指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实践介入,却迥异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以男女平等、而是以对性别差异的强调为开端。其直接的对话对象,无疑是建构在阶级论基础上的、否认性别差异的社会结构。”①确实,自新时期以来,无论女性作家写作或人文社科领域女性主义研究,都尤其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或日女性的特殊性和主体性。诚如贺桂梅所概括的:“当代女性文化则在反思以往的妇女政策的基础上,侧重于将女性问题与阶级议题分离……从与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结盟到引进西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女性话语始终潜在地以中产阶级女性作为女性主体想象的基础。于是,革命时代的工农女性形象逐渐从文化舞台上消失身影。”②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将性别与阶级议题分离的情况逐渐消退了,相反,由于一方面受国外解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国内去革命/后革命语境下,性别问题更多地在与阶级斗争、民族战争和社会革命等议题的结合中凸显出来,但其核心仍与上世纪末的新启蒙思潮一致,即强调女性的主体性。有研究者称:

   关于从延安新政策开始的中国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史,形成了一些影响广泛的“定见”,比如革命政权是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但没有特别关心女性性别本身的问题;比如革命实践尽管赋予了女性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却忽略了女性在社会角色和文化表达上的独特性等;这些“定见”并没有在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具体讨论。③

   事实上,目前与此相关的研究绝大部分正是在具体化这些“定见”,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研究范式:将新中国的建立视为民族国家的建构,再借助解构民族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揭示革命政权/革命实践与女性之间的矛盾与裂缝以及前者如何将后者收编和利用,从而牺牲/掩盖了妇女的主体性/独特性。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的作品往往成了此类研究范式的注脚,过去那些被认为是体现了妇女翻身解放的作品现今皆成了工具论的力证。

   这其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劳动”,即革命话语及革命实践中的妇女问题实则是为了解决战时后方劳动力空虚以及经济困难这一主要困境,并且为了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革命政权“维护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传统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下性别问题被遮蔽了”:

   尽管战争时期,由于男性参军而造成的空缺有可能削弱家庭内部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但由于维护家庭结构关系和乡村伦理秩序,事实上压制女性的父权制结构并未松动。而且因为强调生产,往往是那些此前控制家庭资金和有更熟练技术的老年女性(母亲或婆婆),更能在生产运动中得到好处,她们对年轻女性的控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因此,如果说经济生产能够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话,但却不能改变由于资本的引入而导致的农村女性内部在年龄、经济地位、技术掌握等方面形成的新的控制等级。④

   现今此种论断比以往的研究貌似更专业也更严谨,然而,这却与我们所看到的解放区的众多文艺作品,比如赵树理和孙犁等人的小说或其他戏剧和报告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情况正相反——在这些作品中,农村的年轻女性,无论是媳妇还是女儿,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中,其家庭地位都是明显上升的。并且,仔细思考还会发现,上述的论断其实混淆了一样东西,那就是:维护家庭这样一种社会结构(或者说单位)是否就等同于维护封建的父权制结构?

   下面,我们就以赵树理的《传家宝》来详细探讨上述问题。这部作品只有一万来字,几乎通篇都是在算账,篇幅虽小,但绝大多数赵树理研究者都会关注或提及这部作品,可却鲜有人去细究这其中关于“算账”的书写。因为算账对于农民来说太过于日常了,赵树理既以“农民作家”、“文摊作家”自居,那么大家对其作品充斥这些情节也就视为理所当然,况且,这不外是农民作为眼光短浅的小生产者之一的明显特征罢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赵树理作品中农民说理的问题,是的,农民爱说理,不过农民也爱算账,并且常常是通过算账来说理,而这点却容易被人所忽视。

  

   一、劳动与妇女解放的基础和向度

  

   《传家宝》讲述的便是典型的“婆姨汉”结构家庭。家里有三口人:李成、李成娘和李成的媳妇金桂。李成娘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一口黑箱子。尤其是这口“不知道是哪一辈留下来的”黑箱子,“完全坏了,角角落落都钻上窟窿用麻绳穿着,底上棱上被老鼠咬得跟锯齿一样,漆也快脱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但李成娘将之视为传家宝,里面有一捆捆“没有洗过的,按块子大小卷,洗过的,按用处卷”的破布。“她守着这份家当活了一辈子,补补衲衲,哪一天离了也不行……想早给李成娶上个媳妇,把这份事业一字一板传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时,家里一直穷得娶不上媳妇,直到李成爹死后,共产党来了,才分了地又娶了媳妇。娶媳妇本是一件大喜事,以至李成娘“高兴得面朝西给毛主席磕过好几个头”。可没过几个月,她就发现媳妇金桂“爱跟孩子到地里做活,不爱坐在家里补补衲衲”,有违“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的通例;更在“半年之后,金桂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又选成妇联会主席”,从此不仅不拈针过线,而且凡事不问婆婆,“自己就作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⑤。

   李成娘对媳妇金桂的意见越来越大,以至后来“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待到阴历正月初二那天,李成娘打算等女儿小娥回娘家的时候,好好地跟她数落一下媳妇。当着小娥丈夫——也是金桂的上级和姐夫——的面,李成娘抢先责问:“你问她一冬天拈过一下针没有?纺过一寸线没有?”金桂反觉得自己终于得着机会可以辩白了:“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

   紧接着赵树理描写了婆媳之间的两次“算账”。其一是妇女是否“要参加主要劳动”:

   “姐夫你给我算着:纺一斤棉花误两天,赚五升米;卖一趟煤,或做一天别的重活,只误一天,也赚五升米!你说还是纺线呀还是卖煤?”

   小娥的丈夫笑了。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说:“你也算算吧!虽然都还是手工劳动,可是金桂劳动一天抵住你劳动两天!我常说的‘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就是说要算这个账!”

   李成娘觉着自己输了,就赶紧另换一件占理的事。她又说:“哪有这女人家连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买着穿?”她满以为这一下可要说倒她,声音放得更大了些。

   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说:“这个我也是算过账的:自己缝一身衣服得两天,裁缝铺用机器缝,只要五升米的工钱,比咱缝的还好。自己做一对鞋得七天,还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铺买对现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还好。我九天卖九趟煤,五九赚四斗五;缝一身衣服买一对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为什么自己要做?”⑥

   其二是家里由谁掌握经济大权,“当家作主”:

   小娥的丈夫也爬到床边说:“让我帮你办交代!先点票子吧!”他点一叠向丈母娘跟前放一叠,放一叠报个数目——“这是两千元的冀南票,五张共是一万!”“这是两张两千的,一张一千的,十张五百的,也一万!”……他还没有点够三万,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也不好意思说接管不了,只插了一句话说:“弄成各色各样的有什么好处,哪如从前那铜元好数?”女婿没有管她说话是什么,仍然点下去,点完了一共合冀南票的五万五。

   点过了票,金桂就接着交代账上的事。她翻着账本说:“合作社的来往账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咱还存三张旧工票,一张大的是一个工,两张小的是四分工,共是一个零四分,这个是该咱得米,去年秋后的工资低,一个工是二升半。大后天组里就要开会结束去年的工账,到那时候要跟人家找清。”⑦

   算账的结果是媳妇金桂取得了胜利,婆婆李成娘虽然还堵着气,但也不得不拜了下风。因为这时的家庭账本已不是一亩三分地那么简单,而是涉及“村公所”、“互助组”、“支前支军”等社会事务,早已超出了李成娘的思想觉悟和当家能力。从李成娘的服气,小说要指出的是,算账的过程其实就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学习过程,农村妇女只有经过这番“算账式”的学习,明白了其中的曲折,才可能实现觉悟的提高和自身的解放。正如赵树理借人物之口说出的:“我常叫你们跟金桂学习,就是叫学习这一大摊子!成天说解放妇女解放妇女,你们妇女们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

   从《传家宝》这个故事所涉及的情况和算账的细节看,根据地/解放区战时的妇女政策并没有“因为强调生产,往往是那些此前控制家庭资金和有更熟练技术的老年女性(母亲或婆婆),更能在生产运动中得到好处,她们对年轻女性的控制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恰恰相反,因为男性劳动力和物资的紧缺,年轻女性成为农村/后方的主要生产力量。而另一方面,由于她们比老年人更适应新形势下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化管理,所以实际上在原有的家庭结构中,年轻妇女的作用、地位和权力是上升的。

   然而,目前的研究范式却正是以此来解构革命实践及革命话语中关于妇女解放的部分,认为其将妇女解放建诸于“劳动”之上,并将妇女的劳力从家务劳动转移到“主要劳动”,同时维护农村父权制家庭结构。这是革命对妇女的收编与利用,同时又以取消或减损妇女的权益为代价。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及1943年由中央妇女委员会起草的经由毛泽东修改后公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的一段话:“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⑧赵树理的另一部作品《孟祥英翻身》也常常被举为力证,理由是:孟祥英的翻身正建立在她是一个生产度荒的劳动英雄之上。事实果真如此吗?革命政权一号召妇女参加劳动,便能使他们做到如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所说的——“他们(共产党)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⑨?实则是,这种将性别与革命、与阶级二元对立化的研究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劳动”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实践中的重要意涵。

一直以来,女性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为性别盲,而马克思主义者则指责女性主义者为阶级盲,然而事实上这两者并非不能结合起来,尤其在“劳动”的问题上。我们需要追问:“劳动”有性别属性吗?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对劳动的强调是“对女性生命欲求的遮蔽和压抑”吗?正如蔡翔曾深刻指出的:“在20世纪的中国左翼思想中,‘劳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马克思都是‘劳动’这一概念最为深刻的思想者……‘劳动价值论’的提出,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显然,正是‘劳动’这一概念的破土而出,才可能提出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创造主体的革命性命题。这一命题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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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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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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