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栋:论穆旦诗歌的“黑夜”一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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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栋  

   一、穆旦的坐标:评价的参照系

  

   能否对穆旦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是检验一个批评家工作有效与否的试金石。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穆旦被赋予了超出其自身的象征性含义,以及过多的历史期待,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焦虑,想象一下,如果“十七年”文学之中诞生了我们所希冀的“大诗人”,那么对穆旦的评价会有很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对七十年代“地下文学”、昌耀早期诗歌等文学史问题的争论带有同样的历史焦虑症,这种历史焦虑症是阻碍我们做出客观评价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任何一种评价与认知都是在某种参照体系里完成的,没有参照、比较、差异与对立,没有意义与价值的预先成立,就没有认知与判断,正如德勒兹所说:“评价以价值为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现象才得到评估。”①我们无法超出我们的理解去判定事物,对诗歌和诗人的讨论同样如此,我们要清楚自己所依据的参照系与前提,并能够对此前提与出发点做出反思与审视,而不是将其所依据的参照系视为绝对真理,据此来评判高下优劣。

   一直以来,对穆旦的评价是依据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参照系进行的,对现代主义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两极化的评价状况,“伪奥登风”,“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或是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的赞誉,是两极化评价的极端代表。诗人艾略特评价波德莱尔时说:“波德莱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属于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优点、缺点和风尚。”②这样的判断放在穆旦身上同样合适,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依据自身的理解或参照系而对穆旦给予过度的赞美或者责难。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并将其作为新诗的目标来认识和评价我们的诗歌创作与历史,是新诗研究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范式一开始就接受了新诗诞生之初的价值预设,比如新与旧、中与西、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王家新的文章《穆旦与“去中国化”诗学问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就形成了这种二元对立话语。在新诗历史上,这种话语逻辑不时地左右着人们。”③姜涛对此研究现状有更准确的表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似乎是新诗研究唯一重要的话题,穆旦在很大程度上也当作现代主义或新诗现代性的‘英雄’来看待,相关论者多热衷挖掘诗人作品中的诸般‘现代’指标,20世纪英美诗歌的经典谱系,则是基本的辨识参照系。另一思路有所不同,着力从穆旦的诗作中提炼、升华若干玄学命题,进行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阐释。类似读解极大扩张了诗人写作的思想意蕴,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文脉,‘断章取义’式的玄学思辨,也可能有失分寸,只是做到表面高深的程度。新世纪之交,上述两种讨论已趋于饱和,且愈发显出刻意、封闭的一面。”④事实上,姜涛所批评的两种研究思路,同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其弊端在于用后设的理论去解决先在的历史问题,往往窄化并遮蔽历史面目及其可能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换思路并构造新的参照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新诗。把新诗当作既定的概念,或者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之下对新诗进行界定,还远远不够,所谓“在两大传统阴影下”的提法即是典型的例证。迄今为止,对新诗理解的较为深刻的当属诗人张枣,他说:新诗“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代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正是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生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行动,才证实了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产生了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⑤张枣的新诗理论,将古典、现代与当代汇通在一起,这与早期新诗所构想的新与旧截然对立的方案大为不同,文学史上著名的讨论新诗的篇章,比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等代表新诗的早期方案。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看,这些新诗的最初提倡者与实践者也并不真正知道新诗的含义,当代诗的写作和理论实践,真正完成了新诗最初的梦想。

   因此,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理解新诗意味着,无论我们从事新诗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清楚,新诗仍是一个有待发明和仍在继续的概念,也就是说,新诗不仅包括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层面,比如,我们所熟知的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被追认为新诗的开端,我们讨论新诗的时候,往往一上来就是从胡适讲起,然后是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白话诗、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都属于新诗的历史层面,但新诗的历史并不足以完整解释新诗是什么,何谓新诗。除却历史层面之外,新诗还有一个“理念”的层面,“理念”是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概念,用来解释起源问题,即起源并不是在事件的发生开端处被识别的,而是在事件所蕴含的“理念”充分展开的结果之中被展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新诗的“理念”反复与历史世界对峙而塑造了新诗的历史,进而形成了新诗的三个系统:“1917-1949年的新诗”“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诗歌”“1978年至今的当代诗”,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文章《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⑥有过细致的阐发。从新诗的“理念”层面去理解新诗,则必须着眼于新诗的未完成与未来,着眼于新诗的“理念”与世界历史的对峙,着眼于新诗的自我构造与逻辑展开,着眼于新诗自身的目标与目的。那么,新诗在以往已经成型的参照系里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与认知,也只有在这一名目下阅读穆旦,才能摆脱既成的参照系的偏见与狭隘,才有可能客观而公正地评价穆旦。

   那么,如何来阅读?卞之琳的文章《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思路。这篇文章不依仗于既成的参照系,而从新诗的发展逻辑出发,从新诗的内在理路着眼,将闻一多的写作认定是某种伟大诗歌模型的开端,卞之琳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成的事物,一切完成的只是一个阶段,也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他已经做出许多开端我认为还是开端,因此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在。”⑦卞之琳的诗论文章是诗人批评的典范,遵循诗的构造与展开,着眼于诗歌的未来与前景,其所提出的开端与完成既是历史的概念也是诗学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在于生成与形式,开端意味着新的事物生成,完成意味着这种生成获得了现实的形式并成为现实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视角来考察与阅读穆旦,则是追问穆旦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为新诗提供了怎样崭新的元素、问题或构造方式,他做出怎样的开端,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开端去完成某种伟大的诗歌模型。这样的考察必然要求我们放弃既成的参照系或结论,而从诗歌的最小单元,词语或意象,作为进入穆旦诗歌的入口,来重新阅读穆旦的诗歌。这个入口的选择依照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诗人反复使用的核心词汇或意象当中隐藏其诗歌所要构造其自身的秘密,比如在新诗历史上最为晦涩与复杂的诗人张枣那里,其诗歌也恰恰是通过“来世”“浩渺”“万古愁”这样的核心词汇构造起来的。⑧正如每个哲学家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唯一概念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一样,诗人以核心意象来建构自己的诗学,懂得阅读诗人的词汇表,便可以快速地了解诗人创作的旨趣与指向,穆旦也不例外。

  

   二、“黑夜”一词的指称与构造

  

   通读穆旦已经出版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些词汇使用频率极高,远远高于其他的常用词汇,如“黑夜”“黑暗”“痛苦”等,这三个词汇尤其在1943-1948年间的作品中使用最为频繁,几乎决定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与现实意识,而这一时期恰是诗人创作最为重要的高峰时期,也是其诗歌开始朝向“经典化”的自我构造时期。诗人通过这些词汇专注于对现实历史的指称与构造,并通过对历史的转化而赋予这些词语以独特的诗学含义。

   考虑穆旦所置身的历史背景,这几个词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况且,“黑夜”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野草》中的“秋夜”隐喻,茅盾的“子夜”象征,丁玲的“在黑暗里”,巴金的“寒夜”等构成这一主题的经典形象,顾彬以“黑夜意识”⑨来对此进行概括,顾彬曾依此问题意识简略梳理刘鹗、鲁迅、茅盾和巴金、翟永明作品中“黑夜”的象征含义。穆旦诗歌中的“黑夜”意象,早前有学者做过讨论,也是在象征含义的层面上展开的,段从学的著作《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将其作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象征来处理的,“在穆旦这些早期作品中,黑夜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的意象,黑暗则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底色。《夏夜》和《冬夜》是直接写黑夜的。在《夏夜》中,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窒闷。”⑩实际上,“黑夜”是贯穿穆旦写作始终的意象,从1934年的《夏夜》到1976年的《面包》,“黑夜”的主题与意象虽呈现为不同的含义,但一直是穆旦的诗歌词汇表中的核心词汇,因此,无论是顾彬的“黑夜意识”还是段从学的现代性生存困境都不能够概括穆旦的“黑夜”一词,从而也无法把握其新颖含义。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个诗人核心词汇的阅读,在单纯的象征意义、历史含义或文化含义的层面进行解读阐释,都是过于简单而无法深入到诗人创作的幽暗意识。诗歌中的词语,要在词语构造自身的方式与过程中来阅读,要知晓词语的昏暗过度与多调互换,也就是在词语的差异、对比、关联与隔离中阅读。穆旦诗歌中的“黑夜”一词,其象征含义并不复杂,其重要意义在于其构造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构造方式,我们会发现,这些频繁使用的词汇被诗人赋予了独有含义,既构造了穆旦诗歌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指引了穆旦诗歌中试图获取但是没有完成的部分。因此可以说,作为核心意象的“黑夜”一词,承担着穆旦构造其诗歌拱顶石的作用,通过这个词汇既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中已经完成的部分,也可以辨认出还未获得形式的部分,需要以此作为通道探究穆旦构造其诗歌的隐秘。

   写于1937年的《野兽》一诗,穆旦第一次使用“黑夜”一词,此时穆旦只有19岁,他凭借诗人的敏感写道:“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11)穆旦此时对“黑夜”一词并未自觉,或者说他对历史与现实并无深切理解与洞察,只是在之前文学惯有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某种时间,并与光明对立,不具有特殊新颖的含义。《野兽》整首诗的情感基调阴郁痛苦,赋予了“黑夜”一词在后来的诗句中经常出现的受难意味。1940年的《漫漫长夜》,“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这弥漫的一切,昏乱的黑夜。”“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地血丝……”这里的“黑夜”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可与“黑暗”“痛苦”替换,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指称生命中的重创,其构造方式也比《野兽》复杂,使得“黑夜”的含义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重维度的,比如“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可以直译为:黑夜使我痛苦,或痛苦使我清醒,等等,这取决于黑夜与其他词的关联方式,即词语的构造方式。

1944年,穆旦创作了《活下去》一诗,此诗表现出对时局与历史处境的悲观以及苦闷、绝望的情绪,现实以最具体最直接的方式挤压着诗人的意志与神经,当年11月16日写给唐振湘的信中,穆旦写道:“我们这边都在谈论,关心,而且呈现动摇,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12)这首诗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与思考,如标题所显示的,“活下去”意味着虽然艰难但必须决绝,“活下去”的主题乃是历史的黑夜,所以结尾处出现的“黑夜”一词,分量颇重,包含着穆旦对历史以及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与之前诗作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的“黑夜”不仅仅是在描述情景、情绪体验或是与“光亮”相对的黑暗状态,否定性的力量等意义上使用,也出现了新颖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在于对“黑夜”的肯定,以及通过这种肯定对历史与生命中控制力量的命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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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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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2018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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