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两个李陀”:当代文学的自我批判与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7 次 更新时间:2019-08-30 11: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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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内容提要:在获得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40年后,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和论文集《雪崩何处》重归文坛,并将重倡“现实主义”作为其主要问题意识。文章以《雪崩何处》勾勒的思想地图为线索,以李陀的文学实践为个案,在四十年的历史视野中反思“新时期”文学的自我批判与20世纪90年代后当代文学展开的内在脉络。论文三部分分别涉及40年中“两个李陀”的断裂与延续、80年代“文学革命”的内在理路和21世纪重构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基本维度,尝试整体性地考察与检省当代文学四十年的来路与未来走向。

   关 键 词:《雪崩何处》  “80年代人”  “文学革命”  现实主义

  

   一、“80年代人”与40年

  

   如果说《无名指》①是李陀以小说的方式对当下中国现实做出的回应,那么稍早出版的论文集《雪崩何处》②,则可说是李陀对自己多年文学批评实践的一次回顾和总结。《无名指》单行本在2018年出版,距离李陀1978年以《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刚好40年。对于许多年轻学人而言,他是一个从文学史里走出并再度回归的历史人物。40年的时间长度,给人以足够的心理冲击,也使人们获得一个契机反思当代文学的来路及其未来走向。

   以李陀为个案讨论当代中国文学40年的历史变迁,有其独特的典范性。他的身份是多样的,既是作家,也是批评家、编辑和文学活动家,诸种身份有机地统一在他身上,使他始终活跃于当代文艺实践的现场和前沿。从“新时期”文学开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革命”,再到90年代的思想论争直至21世纪的文学与思想实践,李陀一直是当代文化思想场域中的亲历者和重要人物。可以说,他本身的经历就是一部微型的当代文学史。当代中国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是,80年代出场的一代人或两代人(包括文学、电影、思想等诸领域)长期占据着文化场域的主导位置,即便人们不断地呼唤着“代际”更替,自90年代开始,发明了“70后”“80后”乃至“90后”“00后”等诸多说法,但“80年代人”在许多场合仍是文化的“主角”。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某一特性,表明80年代构造的话语形态和知识体制有其强大力量,足以覆盖当代40年的历史。李陀无疑是80年代出场的风云人物之一,圈内“陀爷”这一同时带有辈分和话分的称呼,显示的也是李陀在文学界的分量。

   不过,80年代文化与知识群体的这种生命力并非一直是稳定的,最大的挑战源自1980-1990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1990年代后,宣告“新时期的终结”和“后新时期”的来临,曾一度成为文化界的重要话题;而将“新时期”文学“历史化”的研究则更强调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化使得新时期主流话语已无法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80年代文学和作家似乎已真的进入了“文学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李陀《无名指》和《雪崩何处》的出版,使得80年代文学史与当下文学实践之间发生了独特的互动关系,已进入文学史的问题、对象再次与今天发生了关联。李陀的小说实践和批评实践因此既是历史当事人的检省,是与几已定型的学院派文学史知识的一次历史对话,同时也是基于新的当代意识和历史视野而对当代文学的重新定位。他在《雪崩何处》的前言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回顾自己过去写过的文字……借这个机会观察一下自己,不只是文章的好坏对错,还有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走过什么岔路,经历过什么曲折,在什么地方撞墙,在什么地方迷途知返,又从哪个路口停了下来,耐心地为自己画出一个新的地图,然后再出发,再探索。”③这幅地图不仅是李陀个人的,因其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可以说这也是对当代文学40年道路的一份自觉而有意义的回顾与反省。

   《雪崩何处》收入李陀从80年代到21世纪写作的近二十篇评论文章,以时序分六部分,从篇目的编排和筛选上看,描画自己文学道路的意图是清晰的。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李陀”的形象。这不仅指李陀借以展开文学批评实践的话语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立场发生了极大的分裂性变化,同时也指李陀在回顾历史时清醒的不无痛苦的自我意识。在说明“80年代的五篇文章”时,他写道:“和很多人一样,回想一下我思想上的转变,1989年是个转折点,特别是九十年代前后的十多年,思想波动很大,那之前和那之后,差不多的确有两个李陀。”④这种转折并不是批评家的主动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因素导致的被迫反应。在论及自己为何在90年代转向大众文化研究时,他这样写:“只不过短短的几年,消费主义文化就像洪水泛滥一样席卷全国,把我用一生时间来熟悉、认可的一切,文学艺术、价值规范、道德观念、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土人情,都一下子冲得七零八落,这给我带来的震撼,用目瞪口呆都绝不足以形容。”⑤面对这种“精神破产”的废墟和窘境,李陀选择的是“抵抗”,而抵抗的方式则是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和批评路径,直面大众文化去研究它、批判它并力图突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障。这里的“抵抗”很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意思。面对现实环境的巨大改变,原来熟悉的一切精神资源都已被摧毁,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批评家的精神状态,即直面现实并积极寻找介入的方式。这也决定了90年代之后的李陀,不再是80年代的李陀。在80年代,他谈的是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寻求的是冲决既有文学体制束缚的“文学革命”;而90年代之后,他谈的是“现实”和“批判”,关心的是“今天的文学艺术怎么才能和今天的现实生活发生连结”。《雪崩何处》的第六部分收入了李陀90年代之后写作的“三篇评论、一篇序言”,他写道,“如果拿这几篇文章和八十年代写的那些文章相比,确实变化很大,确实前后不统一,差不多可以说是两个李陀”。但他旋即用“非常李陀的方式”反问道:“可是,中国这三十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人能不变吗?不变有什么好?变一变有什么不好?”⑥

   李陀对“变”这一问题的敏感,很大程度源自他作为文学圈前沿“风向标”式人物经常面临的诘难:“李陀又变了”,其隐含的语义是“李陀前后不统一,自相矛盾”。但与那种不断追逐文坛新时尚的变色龙式人物不同,李陀从80年代到90年代后的转变,并不是一种投机主义的取巧,而是基于自我反思与自我否定而对新的时代和现实做出的批判性回应。因此,值得尊重的,正是他在痛苦的自我撕裂中顽强地探寻介入现实路径的自我批判勇气。这份勇气,或许才是真正的“80年代精神”。80年代的许多具体观点、话题、思路和理论资源可能改变了,但没有改变的是那种积极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努力探寻并介入现实的批判精神。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李陀并没有变。

   李陀的这一姿态与立场在“80年代人”中并非普遍的,毋宁说,这正是李陀超越其80年代意识之后的自觉选择。《雪崩何处》第一部分收入了他与吴亮争论的“九个帖子”,争论的内容涉及是否需要反省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如何看待文学在90年代的现状和功能等。同为80年代文学革命呐喊并积极参与其中的亲历者,李陀与吴亮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彰显的是90年代文学界的内在分化。标志着李陀在90年代文学立场转向的,是他的《漫说“纯文学”》⑦一文,但李陀并没有在《雪崩何处》中选入这篇文章,而将他与吴亮在“小众菜园上”你来我往、不无激烈交锋的几个帖子选入,显示的是他如何看待这种分化的一种姿态。在第五部分“关于九十年代的大分裂”中,李陀更多地涉及对知识界“新左派”和“(新)自由派”之争的看法。“大分裂”的不可避免,源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乃至全球格局发生的大不同于80年代的变化。如何回应这种变化,是视而不见,是固守旧路,还是积极寻找回应现实的路径,在李陀看来才是真正的问题。而种种回应路径之间立场和观点的分歧与争论,关键不在“输赢”,“重要的是争论双方有没有各自获益,有没有发展知识”。他由此感叹道:“设想一下,如果当年不是那么‘乱打一锅粥’,也许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界的局面会是另一个样子吧?”⑧可以说,选入与吴亮的论战小帖子,既是对同为文学热爱者的同道友谊的纪念,也是一种善意和良性地看待分歧的方式。在这样的“论战”中,李陀并不隐瞒他的态度和立场,相反,他希望双方在论辩过程中完善自己的知识与思想理路,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化当代中国的文学与思想实践。可以说,他90年代后的文学批评实践,特别是《无名指》的创作实践,正是他回应现实路径的具体推进。

  

   二、“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

  

   “两个李陀”看似发生了巨变,但其内在理路却是一种基于自我批判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重构。“自我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某种意义上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推进,这里面包含了一种对历史与自我的自觉反思。从这样的角度,值得对“80年代的李陀”与“90年代之后的李陀”做一种超越其主观限定的历史分析,或许能以一种新的当代性视角重新勾画当代文学的内在脉络。

   《雪崩何处》中的第二部分“八十年代的五篇文章”和第三部分“从哪里开始转向”,可以视为80年代李陀的代表性思路和成果。这些文章既是基于“新时期”文学实践的现场体验而提出的引导性建议和评价,也是自觉地以“批评家”意识所勾画的文学史图景。李陀明确地区分了“批评家”不同于“研究者”的功能。在关于“伪现代派”论争的文章中,他不满于黄子平“冷静得近乎冷漠的客观主义态度”而提出这样的看法:“文学目前正站在一个陌生的十字路口,我想文学批评这时候有责任、也有兴趣指一指路:向北?向南?向西?”⑨这种为文学发展扮演“指路人”的角色,无疑才是李陀心目中理想的文学批评,他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下展开的。因此,阅读李陀的文章会感觉到,其特长并不表现在论述思路的严密,而在其提出的问题和评价的方式。与其说他在“论证”什么,不如说他在“倡导”什么。这也使他的文章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评论或文学研究,而力图更直接地介入文学现场并影响其走向。在80年代的语境中,这种影响力能真正发挥作用,其一是通过他基于美学品鉴能力和文学知识而重新勾画文学史图景的能力,其二则是以文学编辑和文学活动家身份发挥的组织能力。如果说1950-1970年代文学的规划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文艺政策和批评体制的引导和组织,那么80年代则出现了官方引导、批评家实践和学院研究的三元格局。一则是既有的文艺体制仍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文学生产,另一则是学科体制的完善和学院派研究在文学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李陀则力图在这二者之外,通过与文学创作界的直接互动并借助文艺刊物的组织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影响力。这种往往以“小团体”“小圈子”形式展开的文学活动,在80年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李陀在《1985》一文中回顾80年代文学时,提及当时知识界存在着“难以计数的狂热地思考着的小团体、小圈子”,它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固有结构中形成无数裂缝、裂纹的时候……实际上成为某种‘公共空间’的雏形”,并预期其“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渐渐获得更加稳定的形式,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⑩。1980-1990年代之交的历史断裂,也是这些“小团体、小圈子”崩解和消散的时期。如果我们并不以“国家”与“社会”的简单二元对立来看待这种文学实践活动,而将其视为文学与社会发生关联的具体形式,显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其历史意味。

“80年代的李陀”有着强烈的“文学革命”意识,“破旧立新”是其明确诉求。在为1985年新作家群出现而欢呼时,他激动地写道:“我们面临的小说世界正处于一场大变革所必不可免的混乱之中……这是一场令人兴奋的乱。因为在这场有时让人昏头昏脑的混乱中,我们似乎已经隐隐看到新秩序的轮廓。”(11)所谓“旧”指的是形成于1940-1970年代并在“新时期”已经僵化的话语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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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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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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