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蕴岭:亚太区域关系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 次 更新时间:2019-08-28 18: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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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我最近在推动国内的“区域学”研究。区域学大家知道——我看大部分题目都是这样的,没地方安。这么多国别区域的研究,归入哪个学科呢?政治?经济?有的放到法学和历史。这是一个很综合的学科。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应该有它独立的学术地位。出于我们的国情,它没地位、没地方。我现在在推动几个大学论证,想着编一本《区域学概论》,致力于推动“区域学”成“学”。今天主要是谈谈“亚太”。以前我到欧洲所做了十年所长,后来亚太的问题重要了,中国开始很重视亚太,我就去亚太所担任了十五年所长,亚太学会的会长当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搞了半辈子“亚太”,还是有很多思考。向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我们来共同思考。

  

   首先,怎么向大家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想法?我是这样想的:亚太由“亚洲+太平洋(加号)”到“亚洲—太平洋(连接号)”,再到今天的“亚洲?太平洋(问号)”。这三个符号代表不同的含义。亚太原本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而是“太平洋加上亚洲”。太平洋的联结尽管从帝国的殖民扩张就开始,但是真正的联结是在“二战”之后。大家学国际关系的都很清楚:西方崛起以后到了亚洲,美国崛起后也是到亚洲来,其中包括与西班牙的争夺,包括打开日本的大门、进入中国等。我将这一阶段界定为“加号”,其中加号的历史很值得研究,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

  

   我想重点还是在“二战”以后。在政治安全上,“二战”后美国跨过太平洋,构建军事同盟网,形成了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联结。由于冷战的对抗,这种联结是局部性的,联结实际并不完全。亚太的深度联结缘于经济发展:日本、“四小龙”依托美国的资金、技术、市场起飞,让亚太有了内在的坚实利益基础。我觉得这一联结是连接号的真正出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开始增强“亚太”意识,提出构建以经济为基础的机制化联系。最早是六十年代的小岛清,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共同体的设想;当时,日本主要就是学习欧洲经验,增强区域意识。

  

   我想强调的是,亚洲联结太平洋的意识开始增强,主动性主要是在亚洲这边。为什么?因为担心这种联结中断,所以要建立机制化的联结。日本于“二战”后最早崛起,所以也最早提出。所以,从六十年代开始,这种观点开始从日本出现,这种提议得到了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例如“四小龙”与澳大利亚等。一系列的区域机制开始建立,1967年,由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发起建立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PBEC),这个组织现在还活动,主要由学者、企业家组成。1968年亚太贸易发展委员会(PAFTAD)成立了。

  

   1980年第一次有官方参加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成立,之前都是学界企业界的活动,这一组织到现在还存在,当然,其绝大部分的成员现在都退出了,而最执着的就是中国。中国现在有国家级的委员会,任命退休高官,活动非常积极,我曾经担任过多年的副会长。地方分会非常积极,都想用“亚太”名义来参与对外活动。这是亚太地区唯一有地方分会的组织,中国各个省都有,非常积极。

  

   1989年是一个大的转折,成立了官方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做区域研究的人务必要对1989年有非常深的概念: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拥有了无边界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同时,亚太也赶快行动起来,成立APEC。

  

   我觉得有两个转折值得注意。第一是APEC,第一次由政府推动亚太地区的机制化,自此亚太具有了官方机制化的性质。第二,1989年美国政府开始积极(特别是克林顿上台之后)举办APEC第一次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当时中国港台地区要参与,同时,因美国干预马来西亚内政,马哈蒂尔拒绝参加。无论如何,可以说美国自1990年第一次主动拉拢东亚。研究这个地区的学者可能很清楚,美国打了一场中东战争,经济开始下滑,而东亚的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美国需要和东亚建立起机制化的联系。因此,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美国要与东亚挂钩。转折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深度一体化非常紧张。欧洲排斥美国,所以美国需要一个大的区域支持,拉住亚洲。再就是后来APEC的故事,同意“亚太”的是美国,不同意的则是亚洲。当时,美国领导搞这个区域,就是一定要形成一个内部有歧视性的亚太组织以对抗欧洲。甚至斯坦伯格(JamesSteinberg)提出不能有“搭便车者(free-rider)”,不可以让欧洲沾光。

  

   此时,亚太经历了又一次重要转变,那就是美国的积极性非常之高。APEC上升为政府间合作组织,得到了太平洋两岸国家和地区的推动,但是,机制化的构建出现分歧。美国希望构建大写的共同体(Community),意在主导,其他国家不同意,特别是东盟。东盟刚刚成立,正在构建中,怕美国主导APEC,把东盟“吃掉”。所以东盟专门开会,在马来西亚的古晋(Kuching)提出“古晋原则”,就怎么参加APEC达成共识,最后就确定了“开放的地区主义”。

  

   相对于欧洲“内向的地区主义”亚洲第一次提出该区域构建的基本原则: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与舒适度、协商性和非规则性都有关。当然,机制构建也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主导,就此问题,出现了“开放的地区主义”。我将第二个问题称为“多轮竞争性驱动”。“茂物目标”提出,2020年建成统一、开放的亚太大市场,这是很清楚的终极目标。但是,在当时情况下,如果形成这样的市场一定是美国主导,大多数国家根本不适应,这是搞不起来的。所以,后来该地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议、小区域主义、小区域安排。可见,2015年“茂物目标”中的“发达国家率先完成”根本没有实现,2020年马上到了,“茂物目标”肯定实现不了。当然,大家也没闲着,这就是“多轮驱动”。特别是,美国看到亚太自贸区根本搞不成,所以实际上三心二意,通过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2009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另起炉灶。到特朗普时代干脆不搞了,先搞双边主义再说。所以,亚太机制化构建过程出了很大问题。同时,亚太内部联系机制还在。对此,发展中国家也担心,像这样多轮驱动、相互竞争,亚太最后会被分裂掉。2009年美国开启了TPP,对此日本非常紧张,2010年日本开APEC会议,率先提出要建立亚太自贸区,不能只搞TPP。在整个构建过程中,利益的分界太大,所以出现了多轮驱动,都有竞争力,但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所以,目前到了“问号”的阶段。

  

   在经济方面,我们本来想和欧洲一样,到2020年有一个统一、开放的亚太大市场,结果截至目前离这个目标非常遥远。2018年,特朗普又说研究加入TPP,又在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专家论证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TPP+RECP,两个机制合在一起就是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这就是中国的目标。2014年在中国开APEC会议,我们当时就是这么设计的,我们站在前台做大家的工作,说服每个成员来参加,说FTAAP是大家唯一的希望。结果是,提归提,成员同意建立战略研究组,最后却不了了之。只有我出了一本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厚厚的书。

  

   我讲的目的在于,大家要思考在亚太的机制构建中出了什么问题。另外,要思考机制构建的目标设计与后来的实践到底如何,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结果。我曾经就东亚合作写了一本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可能很多人看过。理想就是形成一个统一的东亚,现实则是多层构架的东亚,最后的实践是两者都不可行,只有在中间找到契合点,这就是协作的方式。在经济学上,这个点放在哪要取决于各种因素,就是取决于“实践”。

  

   在政治安全方面,亚太政治安全一直没有提上日程。APEC一直避谈安全问题。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之后,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第一次涉及安全问题,就是反恐。在APEC机制内,我们一直拒绝谈安全问题,因为其中有台湾问题。如果将安全问题、台湾问题放到APEC会议上谈,大家可能都不谈经济问题,只谈台湾问题了,到今天可能就会谈“中国威胁”等。美国一直希望把同盟体系作为亚太的安全主导机制,并且为之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其中包括以美日联盟为基础的亚太安全机制建设。亚太地区安全具有很强的对抗性,所以难以突破,以对话、协商、共同安全为理念的新安全观也难以得到普遍的接受。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会谈不管用。安全问题不像经济问题有基本的市场机制,企业家都在那里,政府不谈的话企业会推动做。但是,安全不行,安全由政府操作,政府间谈不来就不可行。第二,对于新的安全矛盾难以形成共识。所以,在这些过程中,“亚—太”的连接号在很多时候是虚的;领域是多层的,亚太在内部有分层结构。一方面,经济联结为构建统合机制提供基础,但是经济的竞争性本身具有离散因素,加上竞争性构建的作用,形成了多重结构与多样驱动力。另一方面,政治意愿或共同利益方面缺乏凝聚力,结果亚太一体化机制构建停滞,走向离散型的结构。大家可以思考,未来还会有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吗?虽然FTAAP还在谈,但是,在领导人会议上几乎不太谈这一问题了。所以,亚太统一的大市场还会有吗?继续谈判还有必要吗?

  

   还有几个问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和思考。第一个是“印太”问题。中国综合力量迅速崛起,改变了原有的力量结构,对原有结构造成冲击,出现了新的集结,改变了亚太区域概念,从而出现了“印太”框架。我们说过去的亚太概念就是东亚,或者西太平洋这一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这都是和美国联结最主要的地区,才形成了亚太。在安全议题影响之下,“印太”最近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中国要不要接受“印太”?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构建中曾经认识滞后;后来,通过不断的利益参与,逐步接受地区的概念,而且接受的范围越来越广;过去的参与基本上是一个弱势国家的思维,现在情况在发生大的变化。亚太就是美、澳、日这些国家推动的,现在对于“印太”我们是拒绝还是接受?

  

   我的观点是接受,就像当年我们支持东亚峰会一样。东亚峰会是唯一能把各大国放在一起的契机,吵架也好,讨论也好,没有这个机制就根本到不了一起。就像中日韩,没有这个机制,中日双边像今年还很难实现,有了三边关系的话可以进行一下缓冲。

  

   可以说,“印太”反映的是未来的结构。这就是以太平洋亚洲地区到未来的印度东向政策,加入最新的一轮经济增长;未来增长的边界肯定要扩展到印度。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扩展得更多了。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存在三大经济体:美国、中国、印度。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印太”呢?我觉得我们要以开放的、往前看的思维来构造“印太”概念和“印太”框架。

  

   我曾经在《外交评论》上写过一篇对东亚进行的再思考的文章。我们曾经极力拒绝印度参加RCEP和“10+6”。为什么印度不能参加呢?因为它是个后起的大经济体,中印双边可能很长时间谈不来,如果加入地区框架很多问题就可以谈。就像RCEP一样,放在一起就谈,虽然谈起来很艰难,但是,谈不成的罪责不在中国,大家都在责难印度。我对印太战略也是有着重新思考。我们回顾一下亚太的进程,主要是经济进程,经济有着发展联结,但利益有差别。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朝鲜半岛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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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大亚太评论》2019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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