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百年变局视野下的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2 次 更新时间:2019-08-26 23: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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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维江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不同层面的力量对比与关系互动都发生了变化。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压力有可能对国家内部乃至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管控百年变局背景下大国竞争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缓释百年变局的“东升西降”压力;限制内外压力相互作用,避免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检查并修补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与安全的脆弱面和薄弱环节,增强承受内外压力的国家安全韧性。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经贸摩擦;国家安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中美经贸摩擦在美方层层加码下日趋激烈,引发各界高度关注。目前多项对中美经贸摩擦经济后果的评估均显示,中美经贸摩擦对双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总体可控。各方更为担心的是中美经贸摩擦演变为全球产业链断裂,甚至滑向货币、金融等多领域制裁与反制裁,乃至陷入更严重的全面对抗。如果放宽观察的视野,从当今世界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角度来看,中美经贸摩擦可能只不过是全球格局“东升西降”长期演变进程中的小片段,真正的风险未必在中美直接冲突本身。

  

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力量变化与关系互动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2017年底,习近平主席在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时的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习近平主席对“世界怎么了”之问的凝练解释。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以辩证观点详细阐述了百年变局的特征,此后又多次在涉及国家安全、军事、经济、外交等问题以及对领导干部、青年人的讲话中阐述如何看待和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国际关系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各种战略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形势处于新的转折点。大国关系尤其是新兴市场大国与传统发达大国之间的关系深入调整,而有的传统大国依旧受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思维的影响,正所谓“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

  

   从经济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成长,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格局深刻演变,同时美国内顾倾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经济上的大变局直观表现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实现了对美国的“百年未有”之赶超。当然,从其他指标(如现价计算的GDP或人均GDP等)来看,这个赶超过程要迟缓和复杂得多。尽管人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但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均水平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实际折射出中国整体实力的大幅度上升。一种谬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上升,是其利用美国主导的全球开放经济体系和经济全球化占美国便宜的结果。受此影响,特朗普政府对多国加征关税,大范围挑起经贸摩擦,扬言退出或直接退出多边经济合作机制。美国的种种做法让世界经济遭遇逆全球化冲击。

  

   从安全层面看,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总体稳定,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起彼伏,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尽管全球战略稳定面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等行动的威胁,但大国之间或者说中美之间滑向严重冲突而带来全球系统性安全风险的概率并不大。从军事力量看,美国拥有7000枚核弹头,位列世界第二,数量上远多于中国,但就中国掌握的核力量看,已经可以发挥出不容忽视的不对称威慑。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最具破坏性的预期损失可能都不会由两者直接发生严重冲突所致。

  

   从文化层面看,大变局意味着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但与此同时,“文明冲突”的论调也沉渣泛起,并向“自我实现的预言”方向产生影响。2019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场安全论坛上表示,美国当前和中国的较量与“冷战”时期情况不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是“西方家庭的内部斗争”,苏联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也源于西方政治理念;而与中国发生的则是“很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第一次面对非白人种族的强势竞争对手”。斯金纳还表示,美国正在制定基于“文明冲突”的对华关系框架。尽管这一论调受到美国国内不少政治和外交学者的严厉批评,但其背后的支持势力和可能的配套行动值得高度关注。

  

   从科学技术层面看,大变局的时代是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新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对科学技术领域制高点的抢占异常激烈,直接影响到各国在大变局中的主动性和发言权。在支撑经济力量格局深度调整的科技、制度、人口三大支柱中,人口结构是慢变量,仅可能通过移民政策等做出边际上的调整,并且容易引起国家内部的分裂;制度竞争成本高,很难通过强制措施要求对方或对方“阵营”的国家改弦更张;科技领域可能成为影响百年变局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成为新工业革命时代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同时也成为美国发起科技竞争的主要对象。

  

百年变局背景下的风险与破坏机制


   当前学界有观点认为,当崛起国的实力达到霸权国实力某一比例的临界线之后,两者关系会发生质变,竞争的一面会压过合作的一面,走向破坏性对抗的风险急剧上升。例如,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政治学家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把实力达到或超过霸权国的80%视为崛起国成为挑战者的临界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提出美国历史上存在一种集体无意识,只要他国的制造业规模达到其70%,美国就会将其视为对手并调动各种力量对其打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宇燕认为中美关系进入质变期,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国产出持续接近,正达到中国占美国2/3的临界点。

  

   但拉长历史维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际上是主要大国在国家兴衰周期不同阶段的各方面表现出相对升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必然导向破坏性对抗,当今时代崛起国相对力量突破某一临界点而引发和霸权国严重破坏性战争的风险在降低。一方面,当前技术条件下,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规模和质量提升速度要比以前更快,霸权国对崛起国的打压窗口期要比以前更短,其霸凌倾向在越过临界线之后不会无限上升,而是会随着崛起国综合实力的赶超而下降(见图1)。另一方面,有核国家之间直接发生严重对抗性冲突的代价高昂。正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报告中所言,“即使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核武器应该也不会被使用。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图1 霸权国霸凌倾向的演变示意图

注:纵坐标表示霸权国为保持霸权地位而对崛起国采取打压或霸凌举措的概率(%),横坐标是崛起国实力占霸权国实力的百分比(%)。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英国剑桥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詹姆斯?杰克逊(James Jackson)对地中海—中东—亚洲地震带的研究显示,在南亚次大陆北上与亚欧大陆挤压的边界形成的褶皱一线发生的一定强度以上地震数量及其造成人员伤亡的程度,明显小于边界在亚欧大陆一侧内部。这说明在该区域地质现象中直接带来严重破坏的往往不是地质板块构造间持续的挤压,而是这种挤压造成的板块内部反应于挤压而产生的应力。这些应力在板块内部不同位置(一般是脆弱性较大的位置)形成了带来破坏性地震的断层线。与地震发生学原理类似,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一个长期应对压力和应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发生严重破坏的路径有两条。其一,全球格局“东升西降”的压力造成中美关系高度紧张,双方由经贸摩擦螺旋升级至直接的破坏性对抗,表现为板块间(不同国家、地区间)的破坏。其二,“东升西降”所产生的持续挤压之力经由双边关系在中美两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内部造成应力,作用于内部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腐败问题、民族宗教矛盾、青年问题等脆弱性不等的领域,如在其特别脆弱的一处或若干处出现断层线,则有可能对板块内部(国家内部乃至地区层面)造成破坏。

  

   如前所述,第一条路径的预期破坏性有限。因为大国冲突的巨大灾难性后果会让双方更加谨慎,并且其他国家出于避免被殃及的动机,也会尽力劝阻,因此大国间发生直接严重冲突的概率较低。第二条路径引发的破坏则缺乏这种包括第三方的制约机制,同时存在内部应力积累和强化的效应。内部脆弱领域所影响的群体,往往是国家中“退出”能力较弱势的群体。越是难以退出,就越倾向于通过更强烈的表达和呼吁对国内政府施压。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政府为了暂时缓解前述问题的压力,可能将矛盾指向外部,从而引发高科技背景下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动荡或安全危机。这又会进一步增加各国之前的相互倾轧及由此产生的内部应力,进而形成“大国挤压—板块内应力增加—内部脆弱带承压—向外转移矛盾—加剧挤压”的涡轮式的增压循环(见图2),最终在内部脆弱领域出现多方联动的重大撕裂。当然这并不排除大国之间由于对日益加剧的压力的管理失败等原因发生直接的严重冲突。这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应力形成正反馈的涡轮增压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内外联动崩溃,或许才是百年变局下真正威胁国际安全的风险所在。

  

图2 百年变局背景下的风险与破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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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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