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双重断裂的代价-——答“钱学森之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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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登苗  


三、双重断裂的代价

  

   本文所谓的断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断裂是指文化、教育等社会层面的载体、举措的非连续性;狭义的断裂是指家族、家庭文化(也含基本生活资料)的非继承性。我们探讨的核心是后者。但阐述时广义和狭义各有侧重。因为社会层面的连续性是个人代际关系继承性的基础;后者的断裂是前者非正常延伸的具体反映。“双重断裂”的概念,是相对于“一次性断裂”而言。这里的一次性断裂,特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对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层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视的、剥夺的、甚至“断子绝孙”的政策所造成的学术天才断层现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几乎都为此付出了学术水平倒退的代价。此外,类似的还有,在我国元朝和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统治者采取的民族歧视政策和“逆淘汰”措施,也使国家文化跌入低谷或造成尖端人才的大量流失。而像当代中国那样爆发“文革”,使新兴政权内部出现“自毁式”的运动造成的人才再断层,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中国之特例。这种第一次的裂痕还未弥合而再次发生撕裂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双重断裂”。其恶果是,千年累积的精英阶层几乎“断子绝孙”。

  

   (一)“十七年”之教育全面断裂

  

   1949年,受人民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推翻了专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统一、独立的新中国。毛泽东们接收的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然而,“一穷二白”之外,有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至今仍被人们所忽略,这就是,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大批知识分子外逃或被驱逐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来。

  

   据蠡测,1949年,全国具有初中[1]及以上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大概有300-350万[2],其中,约九成左右的人留在了大陆;高级知识分子的四分之三也在境内,或不久有海外回国[3]。代表性的人物如华罗庚、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陈寅恪、费孝通、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这一文化精英的整体素质,至少由今上朔近千年间,在华夏是空前绝后的。若仅从人才的角度考察,相对于民国,“20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界完全没有理由不取得更卓越的成就”[4]。可遗憾的是,1949年后,“除非会弄核子飞弹之类”[5],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没有充分发挥。

  

   历史往往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如此。1949年后,在思想、教育、文艺等领域,确定中共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是必然的趋势。然后,如果没有电影《武训传》,曾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就不会这么快地拎出来示众;如果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希凡、蓝翎向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提出挑战,毛泽东可能一时还找不准批判胡适的突破口;如果胡风遭遇冷落后选择沉默而不是上“三十万言书”,“胡风事件”不会这么早地发生、这么悲惨地结局,甚至可能不会引发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对建国之初渐进式的教育改革迅速转变为激进式的政治荡涤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的“朝鲜战争”。此外,实际主政教育的钱俊瑞其思想之“左”恐怕1950年代、甚至“文革”之前在整个党政高级干部队伍里找不出第二个人!这多少会影响改造旧教育的“度”。

  

   1、对民国教育的全盘否定与抛弃

  

   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以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别无他途。可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劈头就云:“蒋介石反动派所实行的教育,就是不为工农服务,而为工农的死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动教育。这种教育曾经戕害和荼毒了成千成万的儿童和青年,使他们成为中国人民公敌的工具和牺牲品”。如此说来,不仅民国教育在性质上都是反动、有害的,而且把所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们放在曾与人民为敌的位置上了。自然,这种教育要抛弃;接受过这种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

  

   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同样,中共领导的教育,也理当从根据地转移到城镇;主要应利用新解放区的教育资源,由零散的、游击式的、业余或培训性质的、不全面的非正规教育,转入全面的正规教育,以承担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的重任。可钱俊瑞怎样评估当时的教育状况呢?“现在我们手头有了些什么便利条件?一,我们有了毛主席、人民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下来关于人民教育的正确方针。二,中国共产党在其二十多年来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曾经积累的丰富的工农教育的经验……三,工人、农民现在急迫地要求文化……四,我们开始在学习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6]。竟把当时教育的主体——民国教育遗产踢除了!把自己不久前刚说过的“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7]的话,立马收回了。接着,他三言两语,分析了困难后布置具体的工作。“在上述有利的和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和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第一,是加强工农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第二,推行工人业余补习教育”;“第三,是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第四,是准备推行识字教育”;“第五,是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第六,全国各级学校都应该大大地为工农及其子女开门”[8]。除了最后一条体现政权性质的外,前面具体的五项工作都是临时性或非正规的教育。这说明,作为执全国教育之牛耳的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不愿承认民国教育有其合理的部分,更不想继承;其工作思维还停滞在“延安”阶段。这不仅与他所处的位子不相称的,事实上,也是偏离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以及刚刚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9]之方针的。正如费孝通当即批评的,这种“把旧教育看成完全是一堆腐烂的垃圾”[10],压根儿不承认民国教育的思想和继续走非正规教育的路径,是行不通的。故在全国第一次高教会议上,得到了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教授们的集团性抵制,并使第一次院系调整计划流产。于是,“钱俊瑞们”不得不有所妥协。教育领导层在不满但又无奈的心态下,再次改变了全盘否定旧教育的思想,又回到了《共同纲领》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定位,重申了“我们必须非常郑重地和关心地吸收旧高等教育的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合理的成份”,强调“我们要坚决地同时是有步骤地和谨慎地改革旧的高等学校”[11]。正当渐进式的教育改革好不容易形成上下共识时,抗美援朝战争又改变了共和国的教育走势……。由此可见,建国之初,彻底、全盘否定民国教育的决策,经历了两次反复才形成的。

  

   ①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集中火力,肃清美帝的文化侵略影响后,钱俊瑞们撑握了在教育决策上的绝对话语权,欧、美派知识分子已毫无抵抗的能力;裹挟着思想改造的余威,教授们以知识求生存的本能选择,使一度“成为具文”的院系调整几乎没有遭遇公开的阻力,神速地完成了。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以组织措施的形式对旧教育的彻底否定。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各大学与解放前的联系,或者说基本割断原来教授与学校的联系,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全面学习苏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在此,顺便讨论,几乎所有人把院系调整的主要弊端归结为以理工分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可我个人认为这不是问题的本质。难道“十月革命”后苏联把莫斯科大学拆了吗?院系调整的最大败笔,是没有保留几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若当时只要留下清华、北大、浙大等3-5所综合性大学,而不是“一刀切”并首先肢解领头的大学,则既能保持基础性教学与研究的连续,又能大量培养应用型人才,可谓两全其美。当然,这仅是假设,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保留清华等几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就不能釜底抽薪地撼动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执政者就不会罢手。在政治与教育之间孰轻孰重的权衡上,当局选择了前者。

  

   继承性、连续性、长期性是教育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优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直接原因之一[12]。

  

   ②留学教育的转向与中止。

  

   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有效措施和长期途径。归国留学生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教育、科学、学术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李又宁教授指出的:“要是没有难以计数的留学生归国服务,在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各个阶层中工作,发展各种各样现代化,近百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简直无法想象”[13]。

  

   向外学习不仅仅是学习者单方面的事。留学生派遣国与接收国之间双方的合理选择与有效合作,也都有个过程。在晚清留学的基础上,民国留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渠道是多样的、操作是比较成熟的、效益更是显著的。民国留学是民国留给共和国的极重要的教育遗产。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中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等于放弃了一个虽无形却是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否定前朝近百年的取经,使几代人的积累付诸东流而另起炉灶的思路,受损的是整个民族!

  

   “一边倒”后,留学的方向由欧美转到苏联(含东欧)。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即使从1925年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算起,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当时国共双方派出的都是革命者,造就的是“政治家”而非“学问家”。对《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1-6)》(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版)的研究显示,在数百名1949年前留学归国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中,似乎没有一个来自苏联。1949-1954年回国服务的1424名留学生,也无1人来自苏联[14]。也就是说,站在自然科学的角度,留苏的起点几乎为“零”。从留学的层次上讲,新中国初期的留学似乎又回到了“容闳时代”——派出去的“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甚至有工农速成中学的),既不经济又影响质量,曾遭到了周总理的批评[15]。稍后,虽曾一度有过“少派或不派高中毕学生”留学的决定[16],但文革前的整个17年,低学历留学一直是主体[17]。又由于政审等原因,把一些学术苗子排斥了。故虽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近两万学子,是中国发展基础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但“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如果没有民国时期的欧美留学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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