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从农民到作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1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19: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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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传统中国是乡村中国,农民是中国人最古老的主要职业。以农民和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很多,但如同白居易写卖炭翁一样,作者本身并非农民。对农村的疏离,写出的作品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意图。

  

  与大多数王朝更替一样,这个国家也是在60年前发动农民造反建立起来的。之后40年,又通过对农民的苛刻榨取进行原始积累,曾导致大量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官方称为“非正常死亡”。与此同时,在1949后,文人几乎被全部纳入体制。

  

  在这种一元体制下,为权力服务的文人写作对原生态农村的刻画是严重走形的。早期的柳青、浩然等,其作品的“政治教育”性太“紧跟形势”,致使时过境迁,迅速成为过期食品。

  

  毛死后开始了一个短暂的“文艺复兴”,知青的“伤痕文学”迅速崛起。与此同时,农村小说也先天性的得到恢复,所以有人说,中国小说家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这些作家从骨子里仍是一个农民,准确的说,是毛时代的农民——社员。对他们来说,当兵和当作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吃饱饭、不饿死。就这样,有一大批农家子弟因为擅长写作,而实现了从农民到作家的麻雀变凤凰的“成功”,得到了被体制圈养的“好命”。这些作家包括路遥、贾平凹、陈忠实、莫言、刘震云、阎连科等。

  

  一

  

  农村小说的发达有其先天因素。农村因其社区生活对外封闭而对内公开,加之家族因素的影响,如同全村人睡在一个大炕上,瓜田李下的故事众人皆知,所以故事来源很广泛。再加上与自然的贴近,故事的有趣性大大超过相对互相陌生不了解的城市。城市小说的自传色彩很浓,而农村小说更接近村史,因而也更广阔,更加“魔幻”。

  

  但这批农村作家普遍面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困境,既算不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也算不上传统农民。

  

  路遥这一批农村小说作家通过向体制出卖自己的才华加入体制,摆脱农村的苦海,返回身看自己的出处,写自己的乡下亲戚,往往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同时,这些作家大多也不是真正的传统农民,只不过出身在人民公社的农村而已。比如贾平凹,作为乡村教师的儿子,他没有干过农活。据他自己在《我是农民》中讲,从学校(中学)出来后,他曾在生产队跟妇女们一起劳动过,因为贾平凹长得比较文弱可爱,爷们都讨厌他,女人们都比较照顾他。所以贾平凹常常感叹自己就是贾宝玉的命。贾平凹和其他农村作家一样,放下书包迅速向组织靠近,被推荐进入大学或参军,摆脱了其父老乡亲的苦难命运。

  

  中国传统即礼教宗法,礼失求诸野,乡村是传统中国的最大所在。一个祖祖辈辈都老实巴交的乡下农民,一年到头都是干不完的农活,撒籽、耕种、收割入仓,看老天爷的脸色和地墒、饲养驾驭各种牲口、按农时播种蔬菜。同时,农村有着繁琐复杂的丧葬礼仪和乡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神仙祭祀道理——这实际就是中国传统或者说宗教,乱弹(民间戏剧)是完全不同于电视节目的一种文化。而民间炕头的剪纸刺绣与权力美学不同,它完全是另一种审美,非局内人往往不识好歹。这大概就是“农民文化”——农民比城里人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复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

  

  作为现代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极其短暂,但丢失乡土文化的时间却已经很长。在户籍制度下的城市只不过是一种伪城市,城市是自由公民的集合,中国城市只是一个工厂、大院或者集市。对一个真正的中国乡村来说,中国的农村小说总存在着一种隔阂,这种隔阂既不是艺术的提高,也不是逼真的临摹,而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想甚至意淫。

  

  二

  

  路遥无疑是一个纯洁的人,为写作而牺牲,这与王小波有类似之处。但路遥先天的文化缺陷失其作品远远够不上完美。这种先天缺陷是许多中国农民作家的通病,就是思想的匮乏。思想是文学的灵魂,鲁迅的小说很少也很短,却几乎都是精品。因为他有思想。

  

  许多农村作家成长历程中,一般都与文字无缘,有关思想的家传很少,特别是“是农民又不是农民”的家庭。一方面他不了解真正的农村,一方面他欠缺成熟的思想。贾平凹就认为,思想是哲学家的事,“哲学家是上帝派下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出身书香门第的王小波喜欢写小说,但人们更喜欢他的杂文,那是他的思想。如果说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判现实,那么一个小说家首先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贾平凹曾经写了一本最没有思想的书,名字就叫《我是农民》,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

  

  因为思想的缺失,许多小说家远远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这些农村作家离开小说,如同池塘被抽干了水,几乎就没有了身份;所谓散文,大不了发点伪士大夫真土财主的无病之呻吟。农村作家献身于写作,往往陷于为文学而文学、为写作而写作的困境,沉迷于文字的孤芳自赏,向一个冬烘文人努力迈进。贾平凹谈到作家的责任时就说,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闲笔闲情最容易产生风格”。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把文化作为武器的政治体系里(给予艺术家过高的荣誉或过重的处罚),作家会长期遭遇一些陷阱,这些陷阱会损害并逐渐毁灭他的正义感,最终丧失其个性。”

  

  阎连科、刘震云和莫言都曾经说,他们写作是为了成为城里人,为了吃口饱饭——因为生产粮食的农民那时一直都处于饥馑的边缘。对大多数农村作家来说,他们尚未进入思想的殿堂,或者因为先天传统及思维习惯的局限,即使对思想上有所努力也往往力有不逮。比起舞文弄墨的风雅来,思维的乐趣往往是一种高深的文化。

  

  当文学或者说小说成为一种谋生的技术,农村作家就越来越像一个泥瓦匠,他们只想把活儿做漂亮。他们从前往往推崇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如今又流行起拉美魔幻主义,导致他们的作品越来越看不懂。但他们可以一口气写几十万字上百万字,这种吃苦耐劳倒是体现了点农民精神。相对来说,鲁迅的《阿Q正传》才两万字,却将中国农民甚至中国人描摹得深入骨髓。

  

  三

  

  路遥的小说比较典型的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人生》写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高加林的农村户口使他被“国家”歧视,但他的高中文化程度又使他可以歧视农民的父母。路遥写作的特点是对主人公充满感情,褒贬溢于言表。小说之前路遥引用了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作者要说的其实是,最好有个好爸爸——有城市户口的、当大官的。

  

  路遥的这个思想局限在《平凡的世界》中继续发扬光大,无论少平还是少安,都把命运寄托在“傍大官”上,因为他无法改变他爹的身份。少平说:有一天他有权有势了,要让他爹穿着高级羊皮大氅,对着全村人大声卖派,“把唾沫喷在别人脸上”。所以,路遥的主人公以出卖自己博得社会地位,然后回来鄙视他可怜的乡亲。这如同石康的《奋斗》,所谓奋斗不过就是有个有权有势的爹而已,从这种小说看来,高衙内之所以牛逼哄哄,完全是奋斗的结果。

  

  路遥和许多农村作家一样,是虚荣的,他依靠出卖农村谋取名利,反过来又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寂寞的农村。这种思想上的进退失据使作品永远无法超脱。对乡土的背叛使作品失去根本,对氓之蚩蚩的草根精神的反动,导致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识泛滥,从而丧失应有的高尚的平民精神和批判精神。日本时期的台湾作家吴浊流在《亚细亚的孤儿》中写了出台湾人的悲情,他们在中国被当作日本人,在日本被当作中国人,最后他的主人公崩溃了。相对于路遥,张炜和李佩甫无疑具有更敏锐的对乡村文化的洞察,而余华常常将乡村作为一个布景,他写的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寓言童话,这已经与农村无关。

  

  如果说路遥在模仿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么莫言则在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种东施效颦只能暴露出他们贫乏的心灵和干瘪的才情。平凡的世界其实就是奴隶的世界,而丰乳肥臀和檀香刑则过于粗鄙与恶俗。同样充满爱情与性,肖洛霍夫的作品具有一种来自大地的、诗意的、希腊悲剧一样的壮丽的恢弘气势和宗教超越一样的人生感悟。同样属于意识形态枷锁下的文学写作,莫言与肖洛霍夫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论。如果说人性与文学都是世界性的,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缺乏传统底色又缺乏现代人文批判精神的中国农村作家与世界级大师还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

  

  因为缺乏宗教和哲学的引领,在面临现实与理想的纠结时,思想的贫乏使这些“农民作家”陷于困惑和茫然中。

  

  四

  

  在路遥作品中,主人公最后都致力于一个人去如何成功和发达,所谓成功和发达就是被城里人或权贵看得起,被自己的父老乡亲眼红羡慕。路遥无法指出这实际只是个“悲惨世界”,因为他根本没认识到这是个“悲惨世界”。

  

  莫言曾经说过:“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在小说《蛙》中,蝌蚪为了个人的前途,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献祭给权力的手术台……正因为此篇小说,莫言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家。

  

  虽然作为党员的莫言获奖令中国官方倍感荣幸,但其作品《蛙》令官方避之唯恐不及。长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莫言擅长讲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获奖)也许是某种政治正确起了作用。他们想,这一次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才行。”

  

  文以载道,文学实际就是人学。人性是文学唯一的公理,只有在人性面前才不需要证明。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来说,人性恰恰是中国最遭压制和禁忌的东西。上一代中国作家的命运往往可以从托尔斯泰、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身上找到共鸣,人性与政治哪个更正确哪个更重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具有雨果那样的智慧、勇敢和良心。雨果指责的是一种思想和一种制度,而中国作家需要砸掉的却是自己的饭碗,这很可笑,也很可悲。

  

  其实许多农村作家整体文化积累都不高,才华有余思想不足,本来中国传统文化积累就很浅薄,而西方文化则更差,大多数人都不会外语,甚至不会普通话。好在写小说似乎不需要太高的学识,会讲故事就行,而农村有那么多稀奇古怪很黄很暴力的故事;如果把中国话写得不像中国话,让别人不知所云,那就更显得他们高深莫测了。路遥的小说让你根本读不到多少中国乡土味。贾平凹和莫言的小说也越来越失去乡土味,而是一种古怪霉变的醋糟味,反倒是他们早期的短篇大多写得清新湿润,透着山野的泥土清香。

  

  斯人已逝,和柳青一样,路遥无论如何也是难得的、可敬的,至少他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一段令所有中国农民耻辱的时代,尽管作者仅仅认为是他个人不堪回首的记忆。路遥他们深受左拉、雨果、托尔斯泰等文豪巨著的浸染,可惜他们买珠还椟,只学到了翻译腔,却没有领会作者博大悲悯的理性思想。这或许与他们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思想能力有关,他们其实都不懂农民、不了解农村、没有一点“农民文化”。没有文化和思想支撑,他们最终都是自恋的。甚至自恋到贾平凹莫言的程度,自说自话,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再也读不懂——无论农村人和城里人。

  

  五

  

  想当初,贾平凹 “背着一卷印花粗布纺的薄被子从山地来到西安,一站在金顶辉煌的钟楼面前,我险些要被吓昏了”。如今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作为体制和社团的宣传员,分享着权力的快感,他在故纸堆中寻觅古代文士的旷达逍遥,过着一种诗意而有禅趣的日子,并为自己取一法号曰“抱散居士”,参禅打坐,热衷于性、怪、力、神,俨然像李渔一般的一代名士。但他却总是强调自己是农民:“说到根子上,咱还有小农经济思想。从根子上咱还是农民。虽然你到了城市,竭力想摆脱农民意识,但打下的烙印,怎么也抹不去。”

  

  从50万字的《秦腔》到60万字的《古炉》,始终远离电脑的贾平凹体现出可敬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他的文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成功时代的成功人士。

  

  鲁迅说过:“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假若你看不懂就自恨浅薄,那就是上当了。”虽然贾平凹是个作家而不是书法家,但他用毛笔赚的钱却比用钢笔赚的钱多得多。如果说《古炉》有什么特色的话,就是书尾的后记,它告诉人们作者实际只是一个党报的新闻记者。对当下中国来说,一切所谓的文学或者小说都超越不了逯军的责问——“替谁说话?”

  

  2012年,在官方发起的抄写毛万岁《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中,贾平凹莫言提笔上阵,充当了权力的马前卒。《讲话》的核心是“文艺服从于政治”,其实是说“文学服从于权力”。在权力和良心面前,这些作家无一例外的放弃了良心。文学的本质是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这些犬儒化的农民作家完全背叛了文学本身,而沦落为一群“著书只为稻粱谋”的文案写手。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略萨说过:“没有东西比好的文学更能唤醒社会的心灵。这解释了为何所有独裁政权,不论打什么旗帜,第一件要做的事,都是实行审查制度。他们试图控制文学生命,因为他们见到文学生命是危害权力的种子。好的文学,能唤醒人的批判精神,创造一批更难以操纵的公民。”

  

  六

  

  王小波曾经哀叹:一切都不可避免的走向平庸。物欲时代下,文学与心灵一起被欲望放逐,无法摆脱这种日趋边缘化的命运。文革一代已经老去,甚至已经死去,后文革一代从网络上重建了一个启蒙中的文学中国,尽管一切仍然如此艰难。

  

  如今《平凡的世界》依然是年轻人或大学生最爱看的中国当代小说。路遥几乎是唯一可以与王朔王小波在文学市场抗衡的农村作家。

  

  在一个娱乐至死的视觉化时代,现在人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并不怎么待见,金庸琼瑶海岩郭敬明路金波们已经将小说变为一种速食快餐,只有《平凡的世界》一直在80后90后那里保持着令人惊讶的阅读。当然他们是把它当励志小说来读的。“傍美女、傍大官”——这个美女怜香惜玉爱“农民的儿子”、“大官”侠肝义胆仗义相救的乌托邦小说,比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海岩的言情小说更能满足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那些卑微农家子弟。

  

  推土机暴政的中国式城市化运动摧枯拉朽,暴力弥漫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传统和乡村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或者说已经灭亡。形势比人强,大时代背景下,乡土小说这种传统文学式样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当乡土文学师法光怪陆离的南美魔幻时,中国乡土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莫言”用这样一个诡异的笔名成就了一个犬儒时代的成功传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或者笔杆子,或者枪杆子,一个饥寒交迫的二杆子,从农民到作家,实现了一个“中国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比起路遥来,莫言无疑要更加励志一些。“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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