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13 次 更新时间:2012-01-16 12: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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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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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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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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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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