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题字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7 次 更新时间:2011-12-20 20: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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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君立 (进入专栏)  

  

  书法是中国的国粹。汉字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象形字。汉字的形体美,再加上毛笔的聚散分合,以及墨汁的浓淡润涩,这一切使汉字的书写成为一种极富技巧和表现力的抽象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如同麻将一般,只有中国人才可以解读其中深意。

  近代以来,钢笔取代了技艺复杂的毛笔;现代之后,没有方向感的一次性圆珠笔又取代了钢笔;电脑时代以来,键盘敲打彻底取消了书写本身。在安装了无数种字库之后,电脑可以书写出各种制式文字。文字越来越接近机器,而离人越来越远。现代人几乎仅仅保留着签名这一有限的书写机会。

  签名本身与照相一样,是个人风格的一种声明。然而签名在街头设计师指导下,也越来越变得制式化,个性越来越少,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毕竟硬笔的线条变化极其有限。

  工业化浪潮在消灭了知识文盲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艺术文盲。这种文盲缺乏传统的审美和人文情趣,他们占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在一个重商时代,他们是会计、工程师、老板、经理、医生、官吏。对他们来说,文字只是一种工作的工具,与文化无关。

  历史上有两位太宗都好书法,一是唐太宗, 一是宋太宗。唐太宗喜好书法,人们较为熟知,他收集了王羲之的字达三千多幅,最喜欢的《兰亭序》带进了昭陵。实际上《兰亭序》在五代时就重回人间了,这在《新五代史》中说得很清楚,但似乎没人在意这个历史细节,仿佛《兰亭序》仍然在昭陵之中。我没有读到唐太宗也爱写字的史料,但宋太宗却爱写字,据说写得还很棒。《杨文公谈苑》中记载:宋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精妙,而草书尤奇绝。宋仁宗也是各体皆妙。这两个皇帝都爱赐人以“飞白”,尤其是仁宗,当时北宋首都最多的就是他的“飞白”体题字。“飞白”在今天已经不再是种独立的书体,大约只能算是书法中的一种技巧或境界,因为“飞白”即今人所说的枯笔。它最初是由蔡邕所创,一次蔡邕在鸿门这个地方看到工匠用帚搞粉刷,得到启发,遂将其引入书法,创造出了“飞白”。这颇像张旭看公孙大娘舞剑,草书大长。“飞白”的出现可能使书法界受到了一次刺激,因为字也可以在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还可以有飞动感,想象中这对草书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推动。梁武帝曾说:“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斟酌耳。”梁武帝的这个评价表明在帝王这层面喜好书法者大有人在。如南朝时的宋孝武帝,想摘了书法的头牌,搞得王僧虔不敢显露自己的水平,总用最差的笔写字,这才得到宋孝武帝的包容;南齐高帝非要与王僧虔比书法,王僧虔巧妙地说“你的书法在帝王中第一,我的书法在臣子中第一”。这回答虽然忽悠了一时,可担心为帝王所嫉的心态总是难免,面对南齐高帝也不得不用最差的笔写字。这就使写字不单单是个水平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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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人评价董其昌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官文化的历史背景使权力在中国成为一种神秘的图腾,权力者的恩惠和眷顾可以带给人们一种荣耀和权势,尚方宝剑、御赐贡品、御立牌坊、御笔题字、名人故居等等均可以作为一种权力备忘铭刻在芸芸众生之中。

  宋徽宗亲自为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题字,他独创的瘦金体典雅华丽,令人叹服。明代大奸严嵩题写的六必居至今犹在。康熙题写的少林寺已经成为释永信的LOGO。乾隆驾崩之前号称“十全老人”,说自己十全十美,其超自恋的程度绝非今日芙蓉凤姐可比。乾隆曾经写过几万首诗,虽然那时没有吉尼斯纪录,但据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只可惜一首都没留下来。乾隆几下江南,题字无数,而今也全化作了滚滚长江东逝水。

  明清时期,在官方主导下,全国盛行馆阁体,正式场所用字都极为严肃规整。特别是用于题写匾额的巨擘大字,无不庄重严整。民国时期是毛笔书写最后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和政治家普遍具备良好的书法功底。孙文的书法典雅大气,蒋中正的书法挺拔凌厉,他们题写的大字都堪称佳品。

  1918年10月,毛泽东因杨昌济介绍,结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征得蔡元培校长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书刊及借阅者登录,月薪8元。当时,与毛同龄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生张申府留校工作,也因李大钊的关系在图书馆负责登录室,为毛顶头上司。毛的字龙飞凤舞,登录图书卡片往往被张训斥或重写。毛万岁登基后,对使用了2000多年的汉字进行了洗心革面的肢解,重新加工出了新式简化字。毛万岁以他无法无天歪扭放肆的“毛笔”创造出来天才的毛体字。吊诡的是毛万岁本人从来不写他炮制的简化字。但此后毛体字在中国滥觞,毛万岁为了满足各界对其墨宝的极大需求,每日临池,笔耕不辍。

  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毛体字统一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门。紧接着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开始,毛体字又统一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报纸。作为一个深具皇帝情结的农民知识分子,毛万岁将所有的知识分子或打断脊梁或关进牛棚,然后他成为中国唯一一个知识分子和唯一一个书法家。

  毛体字的滥觞开了中国题字政治之先河。从此后,做官之前先练习毛笔字已经成为许多政治投机分子的必修功课之一。这可以看做是中国儒生的士大夫情结,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附庸风雅暧昧不清的官场文化。

  如今,毛新宇将军兼博士很得其祖上遗风,不仅以其相当于3个航母群的超强战斗力鼓舞了中共军队的士气和形象,而且也以其资深中共博士的无敌水准四处题字,传播祖上阴德。据说他的字远超其祖,已经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有此光宗耀祖之传人,毛万岁应该在天堂或者地狱里神采奕奕红光满面地瞑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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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曾听老师给我们讲过《□□日报》的掌故,不知道是真是假。当时全国各省都办起来日报,□□也不例外。各省都排着队请毛万岁题写报名,比如《西藏日报》、《内蒙古日报》等等。

  不知什么原因,□□日报没弄到“毛笔”。无奈之下,办事人员最后请国家主席刘少奇题写了“□□日报”。反正都是主席,毛也罢刘也罢,都是大人物。

  没几年,刘太子被毛斥为“叛徒内奸公贼”,遭到废黜迫害。□□日报吓坏了,赶紧着跑北京去求“毛笔”。结果造化弄人,“毛笔”没求到,倒是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墨宝。那年月,林副主席红得发紫,毛把林太子都写进党章了。林太子还真是一字难求呢。

  形势比人强。913事件爆发,林彪刺杀毛万岁失败,毛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批林彪不说,连死了2000多年的孔子也不放过,只因为林彪经常以论语自诫:小不忍则乱大谋云云。人说爱屋及乌,恨林彪连带恨上孔子,这林彪题字还好得了?

  这事也实在突然,昨天还亲密战友呢,今儿就动刀子了。想来□□日报一帮人比林彪在山海关机场那时候还慌张呢……仓促之下就用黑体字做了报头。

  堂堂省级大报,竟然用黑体字做报头,简直是有辱斯文,何况□□还号称文化大省呢。可这时去找毛万岁题字已经晚了,毛已经连提裤子都需要张玉凤帮忙了。

  据说华国锋自从打湖南上调中央,就每日苦练颜真卿,非常下功夫。不久后他果然在天安门广场写下了“毛主席纪念堂”几个“金光大字”。毛万岁“万岁”之后,□□日报给了新主席一个极为美好的礼物——请他题字。这样机会实在太珍贵了,因为各省的报纸基本都被毛万岁给题了个遍。

  后来就不用再说了,华主席屁股还没暖热,就回家专门练字去了。他那几年辛辛苦苦认认真真四处题写的正楷简化字都被扣掉磨掉了,硕果仅存“毛主席纪念堂”。

  □□日报那一年又换报头了,这次换成王羲之的字,集字而成,倒也典雅大气。比起其他各省的毛笔来,其气质古韵不是可以同日而语的。

  事实证明,王羲之的字不仅是最好的汉字书写方式,而且是最好的政治表达方式,否则,无论找胡耀邦找赵紫阳找李鹏,最后还是要落个“与时俱进”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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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书法是不错的,藏锋圆润,只是有些拘谨。邓小平的毛笔字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经常把他的字与李鹏的字分不清楚。邓题写的中国抗日博物馆、科技日报至今犹在。最具中国特色的是“邢台电缆厂”,李将“缆”字写成金字旁,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金字牌匾”天长地久。在中国,权力就是真理,政治正确要胜过文字正确。李还曾经给合川钓鱼城题字,把“钓鱼城”写成了“钩鱼城”,大概有点太过分,后来就没有刻石现眼。

  江泽民明显练过硬笔书法,他的题字遍布全国,甚至写了一首歌颂黄山的古诗被编进上海的教材。令人惊讶的是西安大雁塔的“大慈恩寺”4字竟由他新题,这是唐玄奘的故寺。1000多年来不知多少人题过,但现在挂着的就是我们与时俱进的江总的墨宝。李白自称诗仙,他见到崔颢的黄鹤楼诗后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与其说是大人物爱题字,不如说小人物为了满足大人物的虚荣心。郑州的二七纪念塔和安阳的文字博物馆也是江墨。

  号称绝不题字的朱镕基实际上书法不错,有郑板桥六分体的古韵,他为郑州期货公司题字:“郑州粮食交易批发市场”,其中的“场”字被他写成华国锋时代的简化字。这种简化字只流行了4年,随着华的下野就被废弃。

  胡温琴瑟和谐,都是缺乏才情和个性的人,他们自称不折腾主义,热衷黄老无为低调做派。他们最著名的题字都是地震的时候:温在汶川的小学黑板上写了:多难兴邦;胡在玉树的黑板上用粉笔写了:新家园会有的。到此为止,冠冕堂皇郑重其事的题字已经完全变成了小儿科的“黑板报”,而且用的是最粗陋的粉笔。

  即使如此,据说这两个留下大人物“粉宝”的黑板连同教室连同学校都已经被列为文物,将永久保存。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过是多了一个历史的笑料而已。这如同某明星在一个人的屁股上签了名,这个人便发誓永不洗澡一样。不过文革时期,很多握过毛万岁大手的人回家后是不再洗手的,怕洗去了毛给他的仙气,更不用说用这只手擦屁股了。最典型的莫过于那场知名的芒果闹剧,其荒诞程度足以成为全世界最伟大最幽默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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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前的1965年6月10日11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否认中国第一书法《兰亭序》帖是王羲之的作品,从而动摇了“中国书圣”的地位。这场“帖学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小热身。

  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毛万岁已经看不成他的葵花宝典《资治通鉴》了,白内障使他基本封了笔。在其他大人物皆不通文墨的危机时刻,这时候幸有两个文化大太监挺身而出,以其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无耻才华频频捉刀,四处题字留名,这就是康生和郭沫若。

  康生为了提高书法技艺为党争光,经常跑到故宫和国家文物局,借来或者买来各种名帖善本回家苦练。当然借了一般也不会还,共产主义嘛;至于买么,也就是按废纸的价钱以斤而论。传说他曾经把郑板桥的原印磨掉,然后极其无耻地刻上他的名字。

  康生善始善终,死时哀荣无限,死后却差点被鞭尸,因而他的大手笔能被保留下来的极少。相反,善于见风使舵投机逢迎的郭沫若倒比康生幸运得多,故而在那一时期郭沫若浓墨重彩的梯形字一时间涂满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郭沫若曾经无限肉麻的捧毛万岁的臭脚:“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简直是无耻之尤。

  郭沫若以文而名,后精于金石考据,一生尽毁于政治。其字间架局促,用力唯恐不足,毫无文人气质。大名鼎鼎的“中国银行”、“故宫博物院”和“北京青年报”就是他的代表作。

  毛万岁“万寿无疆”之后,作为一个超级书法发烧友,华主席一时炙手可热风光无两,短暂而辉煌的“郭沫若时代”匆匆结束。待到华体字被雨打风吹去,粗通文墨的大人物越来越失色于专业书家。启功、沈鹏、范曾等名家的字开始大量地走出书斋,真可谓洛阳纸贵,一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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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同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典型的刀笔吏。他5岁学书,14岁即有乡誉。被毛万岁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 1936年社团在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毛泽东特意推荐舒同题写校牌。舒同自创“七分半”,即结体上楷、行、草、篆、隶五体各取一分,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因而形成独特的“舒体”,字如大汉开弓,张力十足。

  何香凝曾经把共产党的舒同与国民党的于右任相提并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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